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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2（一）恍然间，我已过了而立之年，那在外婆怀里撒娇的光景还恍如昨日，原以为过去的点滴记忆早已湮灭在岁月的长廊中，然而在辅导侄女功课时看见课本上那三个不知留级了多少次的熟悉人物，抑或偶尔抬头端详路边那过了二十余年都没变的陈旧广告牌时，抑或路过幼时曾与同学嬉戏过的狭小弄堂时，过去的记忆顷刻间像老式黑白电影那样快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记忆是那样的深刻、精确。
今年3月某日下午，天气阴冷，炸物店里生意冷清，我把看店的工作交给妻子，抱着裹着厚实外套的女儿准备去店外透透气。由于女儿未满１周岁，体质羸弱，受不得风寒，我本不想离开太远，准备在店门外待一会就回去。
刚出店门，我就清楚地看见距离我的炸物店仅仅只有两条小街的小学校门外，聚集了至少有上百个上了年纪的男女，路边和人行道上已然驻满了电瓶车。看着这一幕，我不禁想起我小时候，那时放学可没有多少家长来接送，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全职工，哪有时间来接孩子放学啊。
我越想越远。小学时期，我和同班四个男生关系最为要好，其中一个更是与我交情匪浅，从幼儿园到初中，我们都是同班，随着高二时他搬了家，我们便渐行渐远，直至断了联系。他家的旧居离我的炸物店相距不过一、二百米，我望向不远处那片布满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矮旧私宅的区域，突然想去看看他的旧居。我帮女儿紧了紧领口，随即向那片私宅区域走去。
走到弄堂口，眼前的景象与我记忆中的光景渐渐重迭了，时光似乎在这片私宅区域内停滞了，而随着我再一次走入这个已有近二十年没有来过狭隘弄堂，我彷佛又成为了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人。
记得小时候，每当妈妈和外婆下班未归，我总会独自一人走上十来分钟来到他家楼下，两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状，用稚嫩的嗓子喊着他的名字，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把头伸出窗外响应我的呼唤。那时可供孩子玩耍的娱乐场所很少，我和他除了偶尔在弄堂里打会儿羽毛球之外，更多时间则是漫无目的地做些恶作剧以此来满足我们那小小的恶趣味，比如说偷偷把停放在弄堂里的自行车的轮胎气给放了，虽然我们那时年龄尚小，但也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所以我们从不会在他家所在的弄堂里干恶作剧，而是跑到附近的弄堂里专挑那些一看就是长期无人骑的自行车下手，仅从这点来看，我们那时还算是比较有良心的小坏蛋。
走在这个幼时经常来的弄堂里，我思绪万千，原本有些澹去的回忆也悄然明晰起来。我仰头看向弄堂左侧的二层小屋，当年这栋小屋二楼向南的木质窗户里，总有一个留着花白短发的苏州老太太趴在窗沿上笑呵呵地看着楼下四处嬉闹的孩子们，而如今窗户仍旧保持着当年的模样，但那扇总是敞开的窗户却闭上了。
驻足片刻，我抱着女儿继续向里走，这里除了在原先的一处空地上新建了一栋非机动车停放屋以为，其他一切照旧。我左顾右盼，将这个原先从未仔细探究过的弄堂欣赏了一遍，这处不大的弄堂被我走到了头，站在了幼时好友的旧居外，看着昔日涂刷着白色涂料的墙壁如今长满了藤蔓，二楼窗外晾晒着往下滴水的工人装，我忽然有些意兴阑珊，追寻过去的斑驳记忆真的有意义吗？
逗留片刻后，我转身正欲离去，突然那被藤蔓遮蔽大半的墙壁一角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抱着女儿跨过胡乱堆放在地上的建筑垃圾，用手撩开了质地较硬的藤蔓，涂刷着白色涂料的墙壁表面早已泛黄，边缘处已然剥离，可能是藤蔓的遮蔽作用墙体涂料层大部分保存完好，墙体中央留有五个高低不一的清晰小手印。看着这些小手印，湮灭的记忆渐渐複苏。
那应该是发生在１９９６年的盛夏，我和他在弄堂里嬉闹的时候，不知是谁提起了灌篮高手中的剧情，聊到最后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比谁跳得高，墙上的五个手印就是当年我和他争强好胜所留下的印记。
盯着最高的那个手印，我有些愣神，没想到当年我竭尽全力才摸到的高度仅仅只在我如今额头的位置。我伸出左手覆盖在了那个小手印上，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与那个熟悉中带着一丝陌生的孩子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无言对话。
追寻过去的斑驳记忆真的有意义吗？那时的我，忽然有了些许感悟，正是那一段段或清晰或模煳的记忆才造就了现在的我，假如失去记忆，我还是我吗？
有感于此，我才想将过去的记忆通过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以此跨越时空告诉未来的我，你是由一段段记忆碎片所组成的！切勿忘记过去！
＊＊＊＊＊＊＊＊＊我出生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上海的一家小康家庭中。在度过动乱的７０年代，以及经过胡耀邦主席的拨乱反正，８０年代中后期的上海经济已然恢複了几分元气，上海市政府也放开了外来人口限制，大批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也随之成群来到这座城市，这一举措给之后的上海带来了无法预估的后果。
尽管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正因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城市的平衡也随即被打破，参差不齐的外来人员让上海的犯罪率在短时间内大幅飙升，盗窃与诈骗桉件充斥纸媒，一时间上海市民人人自危，一种思想逐渐蔓延开来。当时，某些上海人往往偏激地认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潜在的犯罪者，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无论他们是善是恶，都将他们一概论之。但这样的思想在随着外地人与上海本地人的不断交融中失去了话语权。
事实上，除了某些来上海准备捞一笔不义之财的人，大部分的来沪人士都很勤劳，至少比上海许多本地人要勤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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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国家分配工作，习惯了定点定量的工作，他们当时或许根本想不到未来会出现３个外地人同１个上海人竞争一份工作的情况。当时上海本土的国营企业为了保护上海本地人的权益，只会把５％－１０％的工作岗位留给外地人。而私营企业则不然，他们开始大幅增加外地员工的比例，因为那些外地员工比上海员工更勤勉，更具拼搏意识。我那作为私营业主的父亲，同样更热衷招聘外地员工。
我的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１８岁入伍，参军１４年，长年的军旅生涯造就了他坚忍、豁达的性格。退伍后，他在原上海市南市区开了家茶叶外销店，开店初期由于老战友们和邻居们的捧场生意很快就步入正轨，虽不能说日进斗金，但茶叶店每月的盈利是当时我那身居国营企业经理的母亲的月薪的６０余倍。但这样的日子在我７岁那年宣告结束。
